笼罩癌症患者的负面情绪中，除了焦虑与抑郁以外，“病耻感”要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阴霾了。它时隐时现于部分患者的病程之中，使患者在得知身患癌症后时不时地发生一种莫名的羞耻感，迫使患者在惶惑、逃避和内心孤独中度过“打了折扣的人生”。除癌症外，这种“病耻感”还可见于艾滋病、精神病、传染病、泛发性皮肤病患者和某些残障人士，以年轻人、女性、性格内向、“有社会地位”的人或与外界疏于交往的所谓“社恐人”为主。有的心理学家认为，“人类最负面的情绪既不是铺天盖地的悲伤，也不是难以遏制的怒火，而是羞耻感”。羞耻感对没有罹患重病的人影响尚且如此之大，可以想见对癌症患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、危害多多。

癌症确诊后，摆在医生护士、家人友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患者希望“对病情保密”。这不是一道事关公序良俗的选择题，也不是一道事关优劣曲直的是非题，而是一道事关亲情人性的常识性问题。对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亲友而言，无论患者有无此项要求，是否同意公开病情，对患者的这一权力必须尊重。

但是，有的患者出于“病耻感”，对“病情保密”过于在意和敏感，甚至让医护人员专门为他“定做一份病历，另写一份病程”，这就大可不必了。这是因为，大多数癌症是一种慢性病，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治疗过程，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下，短时间尚可，长时间“保密”其实是很难做到的。如果医护人员把注意力放到保密上，精力势必会被分散，继而影响治疗进程和工作效率，甚至可能引发医疗纠纷。依笔者经验，经患者权衡并同意之后，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公开病情弊少利多。病了便是病了，癌症就是癌症，治疗就是了，敞开胸怀放下包袱，既有利于个人与亲友的坦诚相见，又有利于营造一个友善通透的大环境，加深外界对个人的理解，还可能获得某些所需的帮助，何乐而不为。

究其根本，要求“对病情保密”过于敏感的患者，往往出于一种对患癌原因的莫名的羞耻感，还可能因为对病情发展出现不良后果的不确定感。有的癌症患者经常自责，“为什么是我得了这种病”，宿命论者甚至联想到祖上、亲人、个人既往做了什么“缺德事”，才被癌症“天谴”；还有的患者英雄气短，将患癌视为“无言的结局”，“人生失败，万事皆空”，羞于以失败者的身份与熟识的同学、同事相见；更不愿意提及曾经的人生规划、抱负，感到自己“低人一等”，说了大话，放了空炮；还有的羞于面对家人，感到自己不但没有为家庭作出贡献，反而给父母、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友增加了负担，怕麻烦家人，遇到一些难言之苦，即使对亲人也羞于提出合理诉求。上述种种自卑自怨的情绪，必然使患者把自己置于一个自闭的环境，不想与人接触，不想谈论病情，这绝对不利于治疗和康复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此时，患者必须意识到“病耻感”对治疗疾病的消极影响，具有消除“病耻感”的强烈愿望，在医护的帮助下自我解放、自我疏导，迅速走出“病耻感”的阴霾。经验证明，如果患者能够找一些平时比较了解且谈得来的“靠谱”亲友开诚布公谈论一下病情，梳理一下患病以来的思路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这种“优质社交”不一定非常刻意，也未必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做什么复杂的准备，一切随意自然就好，哪怕没有谈病情，只是听一会儿音乐，聊一场电影，去一个景点，回忆一段往事，吃一顿美食，也可以舒缓情绪，在潜移默化中，使患者既接纳过去健康时的自己，也接受患癌症后现实的自己，力求尽快走出自我贬低、自我封闭的“病耻感”陷阱，逐渐适应今后常态的癌症康复生活。

还应该看到，在患者的思维走入“患癌的为什么是我”怪圈时，在患者的社交圈内，有时还会弥漫着一种“幸亏不是我”的侥幸气氛。这种氛围必然会间接辐射到癌症患者，衍化为一种“人家比我优越”的心理阴影，加重癌症患者的病耻心理。因此，在有癌症患者的家庭或单位，应该注意营造一种互帮互爱的和谐氛围，每个人都要自觉培育一种共情能力，学会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，尊重并公平对待一切遭遇种种不幸的人，协助患者从“病耻感”的困扰中走出来。

顺便说一下，对癌症患者关心固然必要，但在不能提供实质性的有效帮助时，哪怕你们关系再好、彼此再熟悉，也无需以病情为话题，反复向癌症患者说一些无关痛痒的“片儿汤话”，这实际上是在“提醒”对方是癌症患者，显然也是一种伤害。此时，如果对方出于对自己尊严的维护而对你回应冷淡，其实并不奇怪，应该予以理解。不应将“病耻感”的概念泛化，乱戴帽子。总之，除非癌症患者本人主动提起，不在公众场合议论他人病情，应该成为一种礼貌和常识。